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至15日下午3时，我东北野战军创造了仅用29个小时解放天津的战争奇迹，促使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彻底丢掉幻想、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中提出的各项条件，使平津战役圆满收官。

“天津方式”的深刻含义

天津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多次电示攻城部队，对敌人坚固设防并顽抗的据点，尽量采取劝降方法解决之，以减少对城市的破坏，最大限度保护工厂、学校、商店、车站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东北野战军攻城各部队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在市内巷战中尽量不使用重武器，并通过劝降喊话等方式解决国民党守军。同时，对拒绝投降的顽抗之敌，则以精准灵活的战术，坚决彻底地消灭。

在解放天津的战斗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我军的城市政策纪律，提出“人民财产全面保护，缴获物资原封不动”的口号，做到秋毫无犯，数九寒天露宿街头，不扰民。战斗结束后，没人乱放一枪，乱毁一物，乱占一房。街上很快就恢复了秩序。

除了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方面的快速胜利外，天津人民尤其是天津地下党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搜集情报、破坏敌人军火生产、组织护厂护校斗争、开展统战工作、为攻城部队带路做向导和提供后勤保障等，为天津解放作出重要贡献。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对此高度评价说：“天津的解放，是攻城部队和天津人民尤其是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天津战役的胜利，是我党我军一切为了人民性质宗旨的生动体现，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切为了美好生活愿望的有力行动，也是我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共同斗争的胜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将其概括为“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的实现过程

70年前，天津是华北的工商业大城市，是北宁、津浦铁路交汇点，也是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由海上南撤的重要通道。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2个军10个师及保安部队共13万余人，依托坚固工事和严密火力配置，构成立体式防御体系，负隅顽抗，还自诩“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

按照中央军委制定的平津战役“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部署，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的情况下，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根据“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间皆平常”的特点，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的优势兵力，并配属火炮538门、坦克装甲车40余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天津守敌13万余人发起总攻。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到1月15日凌晨5时，东、西主攻部队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就在金汤桥胜利会师。金汤桥会师部队把国民党天津守军拦腰斩断，彻底打乱陈长捷的指挥系统。15日上午10时，我攻城部队攻占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下午3时，随着耀华中学最后一场激烈战斗的结束，天津战役仅用29个小时便胜利告捷，共歼灭、俘虏国民党天津守军13万余人，取得平津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天津方式”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快”。

“天津方式”的重要贡献

天津战役的胜利，给企图固守北平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以及其他各地残留的国民党军队提出了有力的警告和明显的去向：一切不明大义、不愿服从人民的意志、企图负隅顽抗的人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他们就只好用“天津方式”加以解决。

当平津战役刚刚发起时，我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将华北国民党“剿总”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孤立的据点上。傅作义心存侥幸和幻想，密派代表出城找我军进行谈判，提出军队实行“战场移交”，政权构成实行建立华北联合政府，这两个条件距离我党我军提出的和平改编国民党军相差太远，谈判陷入僵局。当新保安、张家口解放之后，傅作义又派周北峰为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但傅作义仍想拖延，以时间仓促为由拖延不肯实施。那时他认为自己还有力量，还想较量一下。然而，我人民解放军仅仅用了29个小时解放天津，傅作义才真正认识到人民军队的威力，北平问题的谈判很快达成协议，25万余国民党守军出城接受改编，北平这座3000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古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天津方式”不但促使了“北平方式”的产生，为新中国定都北平献上了奠基礼；而且还促成了“绥远方式”的形成，使董其武将军率领10万绥远军政人员举行和平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为“天津方式”点赞，为天津人民点赞！（作者单位：平津战役纪念馆）